
张闻天去世3年后配先查配资,中央通知开追悼会,胡耀邦致电陈云:参不参加

1979年8月初,杭州午后闷热。西湖边的一处简朴招待所内,陈云刚放下扇子,电话铃声把午后的安静击碎。 听筒那端,胡耀邦的声音直接而简短:“中央准备为张闻天同志开追悼会,参加不参加?”陈云握着电话机,语速不快却坚定:“一定参加。” 他又补了一句,请把日期往后挪几天,等自己回京。电话挂断,屋里重新安静,只有电扇吱呀作响。 这一通电话,让尘封三年的记忆浮出水面。1976年7月1日,张闻天在无锡汤巷45号因心脏骤停离世,消息当时极少人知。 江苏方面火速上报,北京回话七个字:“不开追悼会。”骨灰盒就地存放,仪式极其低调,连花圈上的名字也只是“张普”。 为何会如此冷清?要回答这个问题,需要把时间向前再拨十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张闻天被“闲置”,整日坐在上海小楼的书桌前翻资料。 他对妻子刘英说过一句话,“大的工作干不了,就做小的。”随后便自请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,调查价格、研究农业,稿纸堆满房间。 1969年两口子被安排到肇庆,远离政治中心。窗外榕树葱茏,屋里却沉默。张闻天视力下降,但仍把书页贴得很近。 1974年,他几度写信给中央,希望在双眼失明前看一看北京。毛泽东批示:“到北京住恐不合适,可另换地方。”于是,同意迁居无锡。 无锡的冬天湿冷。一次谢医护的便饭上,红烧肘子被端上桌。刘英担心他的高血压,欲阻止;韩培信夹起一块放进老人的碗里,轻声说,让他尝一口吧。 那块肥瘦相间的肉他只咬了一口,却记了很久。之后病情反复,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又让他彻夜难眠。体力在消耗,精神却始终紧绷。 4月,他让刘英写下一句话:“二人的存款,死后交给党。”几笔签名,墨迹未干,纸张被折好放进抽屉,像最后一道手续。 7月1日凌晨,他还用收音机听新闻,谈到新式轮椅的时候眼里有光。不到一小时,心脏骤停,医生赶到时,脉搏已经摸不到。 刘英失声痛哭。省里和中央都清楚他的分量,却也清楚当时的政治空气。低调处理成为唯一选项,遗体告别只有寥寥几人。 转机在1978年底出现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,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检视。刘英把信写到北京,希望给丈夫一个公正评价。 陈云批示“完全应该”,文件在国务院、中央书记处几轮传阅,最终敲定为张闻天平反并举行追悼会。 1979年8月25日,人民大会堂灯光肃穆。陈云主持仪式,邓小平致悼词,评价张闻天“革命的一生,忠诚的一生”。会场不少老同志眼眶潮湿。 同一天,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登了张闻天的遗作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》,那是他在无锡百余次修改的心血,终于有了读者。 追悼会结束后,陈云又提笔为回忆录写下“怀念张闻天同志”七个字。笔锋不花哨,字里却透着沉稳,这大概是老战友能给的最好纪念。 人们常问,三年的等待意味着什么。或许意味着一个时代对另一位坚定求真者的迟到答谢;也意味着在复杂风浪里,理性的回归终究会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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