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闻天去世3年后配先查配资，中央通知开追悼会，胡耀邦致电陈云：参不参加
1979年8月初，杭州午后闷热。西湖边的一处简朴招待所内，陈云刚放下扇子，电话铃声把午后的安静击碎。 听筒那端，胡耀邦的声音直接而简短：“中央准备为张闻天同志开追悼会，参加不参加？”陈云握着电话机，语速不快却坚定：“一定参加。” 他又补了一句，请把日期往后挪几天，等自己回京。电话挂断，屋里重新安静，只有电扇吱呀作响。 这一通电话，让尘封三年的记忆浮出水面。1976年7月1日，张闻天在无锡汤巷45号因心脏骤停离世，消息当时极少人知。 江苏方面火速上报，北京回话七个字：“不开追悼会。”骨灰盒就地存放，仪式极其低调，连花圈上的名字也只是“张普”。 为何会如此冷清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把时间向前再拨十年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张闻天被“闲置”，整日坐在上海小楼的书桌前翻资料。 他对妻子刘英说过一句话，“大的工作干不了，就做小的。”随后便自请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，调查价格、研究农业，稿纸堆满房间。 1969年两口子被安排到肇庆，远离政治中心。窗外榕树葱茏，屋里却沉默。张闻天视力下降，但仍把书页贴得很近。 1974年，他几度写信给中央，希望在双眼失明前看一看北京。毛泽东批示：“到北京住恐不合适，可另换地方。”于是，同意迁居无锡。 无锡的冬天湿冷。一次谢医护的便饭上，红烧肘子被端上桌。刘英担心他的高血压，欲阻止；韩培信夹起一块放进老人的碗里，轻声说，让他尝一口吧。 那块肥瘦相间的肉他只咬了一口，却记了很久。之后病情反复，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又让他彻夜难眠。体力在消耗，精神却始终紧绷。 4月，他让刘英写下一句话：“二人的存款，死后交给党。”几笔签名，墨迹未干，纸张被折好放进抽屉，像最后一道手续。 7月1日凌晨，他还用收音机听新闻，谈到新式轮椅的时候眼里有光。不到一小时，心脏骤停，医生赶到时，脉搏已经摸不到。 刘英失声痛哭。省里和中央都清楚他的分量，却也清楚当时的政治空气。低调处理成为唯一选项，遗体告别只有寥寥几人。 转机在1978年底出现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，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检视。刘英把信写到北京，希望给丈夫一个公正评价。 陈云批示“完全应该”，文件在国务院、中央书记处几轮传阅，最终敲定为张闻天平反并举行追悼会。 1979年8月25日，人民大会堂灯光肃穆。陈云主持仪式，邓小平致悼词，评价张闻天“革命的一生，忠诚的一生”。会场不少老同志眼眶潮湿。 同一天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登了张闻天的遗作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》，那是他在无锡百余次修改的心血，终于有了读者。 追悼会结束后，陈云又提笔为回忆录写下“怀念张闻天同志”七个字。笔锋不花哨，字里却透着沉稳，这大概是老战友能给的最好纪念。 人们常问，三年的等待意味着什么。或许意味着一个时代对另一位坚定求真者的迟到答谢；也意味着在复杂风浪里，理性的回归终究会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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