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干惊天动地的事，做隐姓埋名的人”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始终有一批隐蔽战线的英烈默默为国家奉献一切。
随着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，他们的故事进入大众视野。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，石墙上镌刻着800多位英烈姓名，其中就包括1965年在台牺牲的柴文达。经过两岸志愿者爱心接力，他的骨灰于2025年底回到大陆，交到其子蔡琨手中。
近期，观察者网与柴文达之子、当代文化学者与非遗研究专家蔡琨连线对话。蔡琨向观察者网表示，“无名”与“荣耀”是辩证的——只有甘于隐姓埋名，才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。父辈以牺牲姓名、身份乃至生命这无数个“没有”，换来了国家所需的“有”。
蔡琨将对父母的“尽孝”与“信仰”相融合，用四十五年收藏数百部不同版本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对他而言，收藏既是见证历史的信仰之举，也是对父母精神的告慰，如同“绣红旗”般深沉持久。
【对话/观察者网 郑乐欢】
观察者网：前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《沉默的荣耀》，和您的一些经历有比较密切的关联。想请教蔡老师，您觉得“无名”这两个字，对于您父亲那一代人来说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牺牲，还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纪律？您是怎么理解这两个字的？
展开剩余94%蔡琨：关于“无名”，最近我跟很多人聊起这个话题。有人常说一句话：“干惊天动地的事，做隐姓埋名的人”。后来我琢磨，如果一个人总想着干惊天动地的事，那他就很难真正做到隐姓埋名。应该反过来理解——只有先做好隐姓埋名的人，才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。
对“无名”我也是这样看的。“沉默的荣耀”这五个字，如果光想着“荣耀”，那就不可能做到沉默。只有长久地沉默、持久地默默无闻，最后才能呈现出真正的荣耀。因为“荣耀”是对祖国而言、对国家而言、对民族而言的；而“无名”是对自己而言。
柴文达（？-1965年5月），是在台湾地区牺牲的革命英烈。柴文达曾在南京、澳门等地中学任教，并于1953年前往台湾执行任务，于1965年5月在台湾地区被“判决处以极刑，并褫夺公权终身”。牺牲后，柴文达的骨灰一度被存放在台湾阳明山的一处殡仪馆内。
对于那一代人而言，只有恪守了自身的无名，牺牲掉许许多多“有名”的东西，才能最终去换取民族解放、祖国统一，去获取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情报。只有无数个“没有”，才能最终获得祖国所需要的“有”。这是我的理解。
我自己的童年，就面对着五个“没有”：从小没有见过父亲、从小没有真实的姓名、从小到大没有真实的籍贯、从小到大没有亲人的往来、父母没有留下任何物质遗产。
我想，隐蔽战线上很多人可能比我经历的“没有”更多。无数隐蔽战线的工作者，他们牺牲了姓名，牺牲了身份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也牺牲了名誉——所有这些“有”，都没有了。就像我父亲，当年是没有名誉的；我母亲，是没有名分的。
正是牺牲了这无数个“没有”，才能成就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如果你总想着荣耀，那什么都做不到。作为隐蔽战线人员的家属，几十年走过来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经历的事多了，慢慢把很多事情看淡了。
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历经世事皆如烟。”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最后都化成了烟。但我后来请一位书法家写了一句话，来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个词，叫“烟云供养”，意思是：这些烟虽然散去了，可它们一直在滋养着我。每一缕烟，都在默默滋养着我。所以，我有很多这样的感悟。
观察者网：《沉默的荣耀》播出之后，不管是对大陆还是台湾的年轻人，触动都挺大的。毕竟战争离我们这一代人实在太遥远了，要真正理解当年那些革命家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、去做“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的那种内在动力，是有距离感的。您曾经说，父亲是“无名英雄”，而母亲、组织联络员、保姆等是“无名英雄背后的无名英雄”。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，这些“无名英雄”意味着什么？
蔡琨：我看《沉默的荣耀》的时候注意到，里面除了朱枫是中共党员，其他几位都不是中共党员。你说这是深入骨髓的纪律吗？我想也不是，这就是一种自我牺牲。
由此，我想到了我母亲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的故事——史可法、文天祥。我母亲是河南人，唱过很多河南豫剧，像《穆桂英挂帅》这些。吴石他不是中共党员，但他身上呈现的，就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、史可法文天祥那种精神标杆的传承。
第二个我想到的是岳母刺字。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一代又一代，都是像岳母刺字那样，靠家族来完成一种文化的绵延。所以，不要简单地说这就是红色文化传过来的。马克思、恩格斯传过来才两百多年，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会生根发芽？为什么那么多英雄会慷慨就义？这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，更因为中国有一块丰厚的、崇拜英雄的土壤。有无数仁人志士、人民英雄的主动选择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根基，而这个土壤产生了许多英雄。
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镌刻“无名英雄”姓名的花岗岩石墙上，柴文达的名字就在“东海小组”成员陈宝仓的名字近旁。
过去的英雄产生了，今天的英雄依然在引领。在家族之中，我们的传统文化、民间故事、民间歌谣、民间戏曲，甚至家里贴的剪纸、门神，都是一种民间传统文化对英雄、对善良的崇拜。
我想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。对历代人民英雄的仰视，绵延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。
观察者网：这样一种牺牲精神，其实是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迸发出来的，或者说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精髓。
蔡琨：对，就是这样。尤其是看到《沉默的荣耀》里，吴石、陈宝仓、聂曦，他们都不是党员，我首先想到的，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。后来我特地请了一位书法家用小楷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文抄写下来，裱好，挂在我自己家里。这个碑文是毛泽东撰写的，由周恩来书写：
第一句：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第二句：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第三句：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第一句：三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第二句：三十年以来，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第三句：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短短一百二十多个字，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共产党，全文贯穿着“人民英雄”这个主题，这让我感受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与伟大。所以，从吴石他们身上，我想到的就是“人民英雄”。为什么中国人民能站起来、能强起来？这跟老一辈革命家那种博大的胸怀是分不开的。
像吴石，他既不是中共党员，也没有隐蔽战线那种纪律约束，但他凭着一颗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心，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让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这种良心的拷问，让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。将吴石将军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去理解，我想是更有意义的。
所以党中央讲“四个自信”，其中就有文化自信。文化自信不能只从概念上去理解。我们讲党课，不是老师在讲台上干讲，而是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，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有联系的——传统文化是土壤，中国共产党精神在这片土壤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观察者网：《沉默的荣耀》播出之后，引发了很多台湾那边志愿者的关注，也多方促成了您父亲骨灰的回归。您有没有和台湾那边的人交流过？您觉得，这条跨越海峡、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家之路，对于您这样的英烈后代，以及对于整个社会公众，分别意味着什么？
蔡琨：父亲的骨灰回归，对我的意义太大了。首先作为儿子，我非常希望让父亲的骨灰回归故里。但作为一名英烈后代，有一件事是我更加关切的：我希望沿着父亲的足迹，去感受一下，并做更多的记录和留存，让后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我父亲曾被派到澳门工作的，所以我也想去澳门。我托了几个朋友，到澳门去寻找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请他们拍下那些地方的照片，我想做成一个小视频。然后，我还想去父亲母亲曾经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——陕西、山西、南京、河北、开封、上海……中国十几个城市，我都想走一遍。沿着父母走过的足迹，去感受他们的温度。
我还通过有关部门，找到了当年执行枪决父亲的执行官的名字。这个人现在应该还健在，我想去找他聊聊。父亲的骨灰曾经在台北的一所基督教堂里存放过一段时间，我也想去看看那个教堂。我想把父亲走过的路，自己再走一遍，去经历、去感受，留下一些记录。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。
2025年12月27日，台湾青年林晨与大陆公益组织“宝贝回家”志愿者协会共同将柴文达的骨灰送到蔡琨手中，这也是“宝贝回家”首次完成接海峡对岸“无名英雄”回家的行动。
这是我有生之年应该做的事，也算为有关部门提供一份档案，我觉得这样做才有意义。
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做口述历史吗？这是我一个家庭的故事。很多隐蔽战线的后代，他们自己的家属还没回来。如果每个家庭都把自己家人牺牲的过程、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、牺牲时的场景，通过记录展现出来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我们要把“小爱”做得更加深沉，更加有穿透力，更加细腻。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，这就是文化的传承。
我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里，家族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以前我们很多人家有祠堂，那种纽带和平台，古人做得很精致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应该传承古人那种文化传承的精神，认真细致地把这份工作做好。
我在全国很多高校、军事院校讲过课，讲过这件事，我发现年轻人都很愿意帮忙，主动要做我的“红色义工”。我现在接触的大多也是年轻人。在上海浦东机场来接我的，都是年轻人。有的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，一路陪伴我，跟我一起迎接我父亲的骨灰。
所以，把“接父亲回家”这件事，做成一个文化的记录，做成一个文化的载体，留给后人，留给所有关心我的人，留给所有期待的眼神。我想，这样更有意义。
观察者网：蔡老师，您用四十多年收藏上百种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不同版本并举办展览，这远超一般的纪念。这一举动的最初动因是什么？
蔡琨：我收藏《共产党宣言》四十五年了，但过去我一个人都没告诉，身边的人都不知道，连我的家属我都没说。
二十多年前，哪怕只是收藏《共产党宣言》也会被别人说是“虚伪”“粉饰自己”“装的”等等......甚至家里人也不理解，觉得花这么多“冤枉钱”干什么？又不能吃、又不能用的。但是这些年，越来越多人理解了。尤其是这十多年来，传播红色文化，讲党史、讲军史、讲革命家史，很多人慢慢悟出了其中的真谛，为什么？
我现在讲党史的时候，很有感触。我收集的都是解放前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应该说是革命文物。用革命文物来见证历史，特别有力量。很多《共产党宣言》打开后，里面有批注——有的是毛笔写的，有的是在英文版上写的。那是革命年代的人，在战争中、在延安的窑洞里、在油灯下，甚至在行军途中，一边看着《共产党宣言》一边留下的。那时候他们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，还在油灯下这么认真地看书，还留下这么多批注，这让我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伟大。
毛泽东批注过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人民网
所以我在展示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时候，我告诉展出单位一定要把书打开，把里面的划线、批注展示给大家看。
通过这些批注，就能感受到那些共产党人为什么有信仰，这和他们认真学习的精神分不开。
观察者网：蔡老师，在您收集的过程中，有没有哪一本、哪一个版本，或者哪一段批注的内容，让您印象特别深刻，能够连接起那一代人的信仰？
蔡琨：我四十五年来收集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都是早期版本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几十块钱、一两百块钱就能拿到一本。十几年前再买，就要几千、上万，有时候几十万都有。
你想想，你拿几十万买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尤其是德文版的，要五六十万，家人能没意见吗？所以我对谁都没说过。后来有关部门到我家里来，请我去讲课，发现我家的樟木箱里竟然有这么多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他们都惊呆了，说从来没听我说过，也没见我在媒体上提过。
如果要说印象最深刻的，那一定是我母亲留下的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母亲生前有一个小箱子，里面藏了很多书，现在成了我的传家宝，我单独放在一个柜子里。里面总共二十一本，都是她以前一本一本念给我听的，其中一本就是1848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以前我也看过这本书，但只是看看而已。后来我长大了，从八十年代开始认真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就好像在母亲面前上了一炷高香。
父母为国家尽忠，我收集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尽孝。所以我坚持了四十五年，还会继续坚持下去。我在苏州长大，苏州是刺绣之城，有苏绣。苏绣是丝绸做的，绣娘都是女的。而我，则把自己比作一个“绣郎”。收集《共产党宣言》就好像在绣一面红旗。把这面红旗绣好，母亲和父亲看了，肯定会很欣慰。
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，把“绣红旗”呈现在祖国母亲面前，也是我的一份心愿。人家说，你有信仰，你有忠诚。我说，别把我捧得那么高，这就是我对父母的孝道，对祖国的一片孝道。
观察者网：您之前提到您的童年中有“五个没有”，请问在您不完整的童年当中，您的母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？
蔡琨：我这一辈子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来源于我的母亲。
母亲的第一个形象是妻子。作为父亲的妻子，因为丈夫一直不能回家，坊间邻里对她另眼相看，街头巷尾也有种种流言蜚语。有人说母亲会不会是个风尘女子？有人说她是不是那种被遗弃的国民党官太太？
母亲是有知识分子尊严的，可每到一个地方，她都生活在那种“刀子刮肉”一样的环境里，她能对谁倾诉呢？
我在学校里，因为父亲的缘故，被同学讥笑，说我是私生子。回到家里向母亲哭诉，那个时候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用她的歌声默默安慰我。可是作为女人，作为妻子，她多么需要一个坚实的肩膀。
我记得很清楚，母亲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床头，在小纸片上写着什么。有一天我偷偷踮着脚尖走到床前，发现那是母亲写给父亲的无数眷念。纸上的字断断续续，不成句子。有时候只写了一句：“你在哪？”有时候写着：“你感冒了吗？”母亲发现我后，就默默把纸撕掉，扔在痰盂里，用水慢慢化掉。
这是母亲一封永远寄不到海峡对岸的情书。那些纸条，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——她在不断地写，又在不断地撕，不断地化掉。这就是母亲作为妻子的形象。
其次，作为我的母亲，这是她在我心中的第二个形象。
父亲不在身边，母亲她肯定是很孤独的。而她唯一解脱孤独的方式，就是读书。后来她把读书变成了给我念书。小时候我老是留级，功课不好，她就让我坐在对面，她念书给我听。二十一本书，一本一本念过来，慢慢培养起我的学习兴趣。
就这样，我这一辈子变成了一个和书分不开的人——听书、读书、借书、买书、用书、解书、评书、编书、赠书、藏书，到现在搞文物修复，修复图书。在岁月的凝练里，我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本书。
所以母亲对我说，你要会读书。什么叫会读书？每次念完书以后，母亲还会讲这个作者的故事。她说，读书人要“读人书”，这是母亲对我最大的教导。
小时候念书念久了，我也会有点审美疲劳。她一发现我不耐烦，就把书里的故事演出来。比如讲花木兰，她拿起枕头上的枕巾，往头上一扎，扮起花木兰；一会儿又扮刘胡兰，扮卓娅和舒拉。她把珠子串起来做成“驳壳枪”挂在身上，我就拿个大蒲扇倒过来，扇子柄像根枪一样对着她，她就演英雄就义。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，冬天围着煤炉她给我念书，夏天摇着大蒲扇给我讲故事。扇子扇出来的凉意，和煤炉升起的烟雾，交织在一起的画面，至今仍在我眼前。这是母亲的第二个形象。
母亲的第三个形象，是作为接受特殊任务的一名战士。她也许不是党员，但她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小心推敲自己的言行，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、一丝一毫之间，把握着生活中的蛛丝马迹，不想给社会留下任何问号。
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中何遂与吴石的对话
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外出上学时，母亲特别叮嘱我：如果你看到一个陌生人跟在你后面，第二天还看见他跟着你，你回来一定要告诉我。她又一再嘱咐我，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不要参加任何社会组织活动，不要过问和谈论父亲的任何事情。如果有人打听父亲，你回来也要告诉我。
这就是母亲。党可能也没有跟她讲过多少纪律，但她很自觉地这样做。而且我注意到，母亲去公共场所，她总喜欢坐在角落里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角落就像牛的一个犄角，视野恰好能观察四周。这种习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因为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形象。
1953年，她和丈夫分开以后，没人告诉她要等多久——三年、十三年、三十年？谁也不知道。但母亲这一辈子都在坚守。这不像战场上的坚守——组织让你带一个排、一个班守在那里，掩护大部队撤退，守一天、守二十四小时，都有时间表。可母亲的坚守，根本没有时间表，永远是问号和省略号。这是母亲的第三个形象。
第四个形象，母亲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。她喜欢看书，也喜欢写书法。她是学校里的高材生，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。为了配合父亲的工作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她从一个知性女士——民国时代的知识女性——被打造成一个蜗居在家里、不引人注目的家庭妇女。她把自己的一腔抱负，交给了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。
母亲因为父亲的使命，把自己的一切都“删除”了。她六十九岁去世，她的人生就像一本书，只有六十九个页码。在这六十九页里，删去了“作者介绍”，删去了“前言和后记”。没有浪漫与激情的感叹号，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冒号和引号，更没有句号，更多的是省略号……一个家庭妇女，她这本书的封面装帧，是那么简朴。这就是我的母亲。
母亲作为妻子的身份，作为妈妈的身份，作为党的隐蔽战线上一个特殊的战士，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女子，这四个形象在我心里，最终汇成一句话：母亲这本书，六十九页，里面没有一个字，但只有一个字刻在书脊上——忍，忍辱负重的“忍”。忍住，做好妻子；忍住，做好妈妈；忍住，做好隐蔽战线的一个战士；忍住，做一个有才华的女子，把自己的抱负转换成一个家庭妇女。
母亲对我而言，太伟大了。我这辈子能成为一个文化学者、成为一个大学教授，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母亲给我念书、教我读书。
观察者网：对于今天成长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，隐蔽战线的历史可能显得遥远。如果请您用父亲、母亲和您自己的一家故事，为青年一代提炼几个关键词，您会选择哪几个？为什么？
蔡琨：最近我请一位书法家写了四个字，叫“那年花开”。母亲和父亲1953年分开，正是那年花开的时节，分隔于海峡两岸。他们是有爱的，但是他们把小爱，转变成了大爱。把自己的青春、抱负和爱情都隐忍下来。这种牺牲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，他们这种牺牲，是望不到尽头的期待与煎熬，是无言的忠诚，是在不断战胜自我、战胜人性痛苦之中，绽放出来的美丽。
母亲这本书写的是一个“忍”字，但更让我体会到的，是一个“爱”字。
因此，我收集了很多革命者的爱情故事，有二十多个。我在苏州工学院做了一个“红色情书”的展览，想展现共产党人的另一个形象。除了长征精神，共产党人也有革命英雄主义，也有革命浪漫主义。正因为他们对爱有深刻的理解，对生活充满美好和憧憬，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小爱变成大爱，才敢于牺牲自己，才会坚贞不屈。
我想把我的爱做成两份讲稿：一份是讲长征精神的，一份是讲“红色爱情”的。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形象——立体的、多层面的形象。我要丰富共产党人的形象，丰富父辈他们这一代人的形象。
每年的8月8号，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婚纪念日。我曾专门办过一个茶会，讲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故事。不要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古板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。比如，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信的结尾会写“我吻你一千遍”，周恩来则回信道“我吻你一万遍”——51年的婚姻中，他们经常在爱情纪念日用各种方式表达爱意，活得多么有趣。
1926年8月8日广东汕头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周年纪念。
现在的年轻人，我希望你们要懂得爱，要活得有趣。有趣，你们的爱就会持久，这个爱就会永远美丽。爱是沉默的，也是持久的。
年轻人不是喜欢讲情调吗？我认为“情调”这两个字，要倒过来念，就是“调情”——不要老说你没有情调，首先要学会调自己的情。让自己活得有趣，你活得有趣，别人就愿意走近你。
我退休十多年了，身边来的都是年轻人，因为我努力把自己活得有趣。
我喜欢沉香。要知道沉香树本身是没有香味的，但它受到雷击或者伤害以后，在伤口上会分泌出油脂，油脂受到微生物的浸染，慢慢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香。
我觉得爱应该做成沉香，而不是做成快餐。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讲“诗与远方”，但爱也不只是诗，更不只是远方。我很喜欢王洛宾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——你走得越遥远，时间越久，沉香分泌出的油脂越多，香味也越醇厚。它不像鲜花那样浓烈，沉香是淡淡的香，要经过你的加温、加热，它才慢慢分泌出来，慢慢弥漫开来。
我是沉香爱好者。我觉得，爱，就要把它变成沉香。父辈们一生的历史，也是沉香。到今天，他们有了“沉默的荣耀”。我希望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年轻人，让自己活得有趣，活得有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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